
1937年夏季,毛主席亲自与张爱萍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,指派他前往上海开展游击战。这一决策堪称高瞻远瞩,棋高一着!张爱萍到达上海后,与中共江浙省委书记刘晓在郊区会合,并担任省委军委书记。然而,张爱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:该如何在这个城市打游击战?
当时,他甚至没有一名士兵可供指挥。这令他颇为困扰,但难不倒他的韧性和智慧。伴随着日军对上海的全面进攻,市内涌现出大量难民,他们四散逃往郊区,饱受战乱的苦难。张爱萍与当地同伴迅速展开宣传活动,令人惊讶的是,难民们很快便聚集在他的身边。在短短几天内,张爱萍奇迹般地召集起了几百名新兵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这就像“撒豆成兵”一样。
然而,尽管吸纳了人数众多的青少年,他们的战斗力却依然不容乐观。张爱萍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过教员,因此他决定当场设立一所学校,专门教授游击战的相关知识。当他充满激情地授课时,学员们无不为他的讲解所吸引。谁知,在一次课堂上,一个女学生问:“老师,你讲的都是山地作战的战略,可我们在上海郊区是平原和水网,打游击战该如何开展呢?”这一问使得张爱萍一时语塞,他认真回答道:“确实如此,我们不能只在纸上谈兵!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在上海郊区实施游击战。”
展开剩余69%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,身经百战的张爱萍终于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:
首先,要组织数量不一的游击队伍。上海郊区水网纵横,村庄众多,彼此联系紧密,日军不可能占领每一个村庄,因此游击队可以藏身其中,隐蔽行动。
其次,在展开游击战斗时,集中力量进行突袭,但要采取“昼伏夜出、昼散夜聚”的作战策略。
最后,依靠小型游击队对日军进行骚扰,并在条件成熟时,集结成较大的游击队进行集中打击,灵活机动,不拘泥于常规。
学员们聆听后无不拍手称赞,课堂气氛异常热烈。就在张爱萍全力教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时,11月,上海宣告沦陷。中共江浙省委被迫撤离,张爱萍乘机表示:“正好撤往郊区,继续组织游击战。”
然而,正在他准备带领大家撤离之际,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博古发来命令:“以省军委为主,组织外省工作委员会,去浙江开展工作并转到南京接受任务。”因此,张爱萍被任命为外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,吴仲超担任副书记。虽然如此,张爱萍依然将重点放在郊区游击队的建设上,他说道:“还是让吴仲超一个人去比较好。”
刘晓反驳道:“这是中央派来的指示,你难道不执行吗?”迫于无奈,张爱萍只好答应:“好的,我会去南京,亲自询问关于上海游击战的问题。”可当他抵达南京时,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往武汉。他坚定地说:“不去浙江了,把遗留的国民党军的武器捡起来,我们就在当地开展游击战。”于是,他派秘书陈家康前往武汉。
然而,仅仅三天后,陈家康就从武汉传来电报:“中央代表团下令让你们撤往武汉!”接到这道命令,张爱萍不得不遵从。因此,他遗憾地离开了刚刚组建的游击队,对此倍感惋惜。1945年8月,当日军宣布投降时,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尚在遥远的大西南,只能仰赖美军的飞机将部队运输至上海,以接收这座城市。此时,身在淮北的新四军的张爱萍得知此事,拍着大腿感慨万千:“如果不是博古当时发出的两道调令,今天接管上海的或许就是我张爱萍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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